百年国药薪火传承之——共度时艰

 

　　现今的老字号，一定是当时的弄潮儿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只有始终持续的与时俱进，才能有今天的历久弥新，任何一个阶段的“断裂”，都会成为不可接续的发展终点，当然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百年国药——广誉远。

　　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最让民族工商业感到煎熬的时代，当属日寇侵华的战火岁月，多少工商业在日寇的压榨和掠夺下，没能迈过时局的“坎”。

　　然而，在最艰难的时局下，常年相争的广升誉和广升远，却上演了一出“尽弃前嫌，共度时艰”的兄弟情深。

　　1931年，九。一八事变后，日寇侵占东北四省区，控制了药材的一大市场。这时内地军阀混战，兵祸连年。国内南北各地的药材市场也开始转向衰退，在这样的时局下，两广升的业务也都遭遇到了货源不畅，销路滞塞的冲击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国内金融紊乱，货币贬值。两广升中，势单力薄的广升誉在大风大浪中不堪一击，１９３１年亏损额已达到１１０００余元。次年，广升誉正记又不得不再次整顿改组，但这次改组却是由广升远的经理王志杰作为新股东加入，广升誉正记的字号也改名为“广升裕”，即由王志杰任当家（资方代表），聘请吴华亭任总经理。朱翔州任香港经理，刘信诚任天津经理，在广升远的支持下，改组后的广升裕，号务曾一度有所起色，但困于当时的时局动荡，广升裕又资力薄弱，业务起色的好景不长。不过，自从广升远的王志杰掌权后，两广的关系却发生了逆转的变化，远、裕关系由原先的敌对转化为友好，在业务上，广升远对广升裕往往还会给予帮衬。两广以往的明争暗斗，形同水火的僵局，至此宣告结束，情同手足，共度时艰又成为美谈。

　　在日伪的严重摧残下，国内百业萧条，药行也难逃厄运。此前一直盈利的广升远也开始连年亏损。１９４２年，国内各大市场迅速衰退，为保存实力，广升远也逐渐采取收缩的措施，将禹洲分号东移合并于郑州，同年将彰德分号也撤归总号。１９３６年６月，先后将重庆、西安两号撤回太谷总号，７月，收撤祁洲分号，北移于天津、北京两地。为了隐蔽日伪之横征暴敛，将北京分号改名称为“义丰庆记”，天津分号改名称为“义丰泰记”。

　　1945年，日寇投降，河山光复。两广升力图重整旗鼓再谋发展。却不料，大规模的内战风云又起。随之在国民党统治下，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又爆发。当年，龟龄集、定坤丹完全停产，企业频临崩溃。１９４７年夏，广升远在副经理王光周的主持下，到太原索价银圆五百出卖广升远的招牌，结果却无人问津，广升远只好抱守残局。

　　国家的强大是企业最大的后盾，优质的产品和优秀的经营，在风雨飘摇的国家命运里，都难免成为悲剧，广升誉和广升裕在艰难的时局下，收缩经营，共度时艰，既是老字号历史传承史的美谈，更是保全４００余年老字号的大智大略。

 

百年国药薪火传承之——重获新生

 

　　1949年，全国解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，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，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“公私兼顾，劳私两利，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”的政策，使得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。

　　不久后，广升裕获得了国家给予的贷款，继续进行经营活动，恢复了龟龄集、定坤丹的生产。由于党和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持，所以，在解放初期的三年中，龟龄集、定坤丹的生产和销售呈快速上升阶段。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１年，两广升的产值分别为８３。６８千元、１１１。３７千元、１３２。４２千元。

　　1950年春，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成立，广升远北京分号以国药业“义丰庆”的名义取得了进出口贸易的营业许可证。五反运动后，广升远陆续收撤了北京、天津、香港、郑州、济南等地的分支机构，调回所有的人员和资金，致力于成药的生产，直到这一时期，广升远才成为了真正的中药制造企业。

　　两广升１９５４年的产值达到了６６６３１０元。１９５４年冬，两广升的职工向工会提出要求，进行合营。１９５５年春，两广升向国家正式提出了合营申请，并决定私私联营，同时进行公私合营。

　　1955年２月１９日，榆次专署以石成富为首的合营工作组正式入厂进行合营工作。合营的第一步是清产定股，根据党的政策，实事求是、公平合理地完成清产工作，核定资金为１７８１７０元。４月１日，榆次专区公私合营太谷广誉远制药厂正式成立，经过请产定股，人事安排，赢余分配，圆满完成了合营的整个过程。从此，奠定了一个新型的中药制药厂的基础。后又划规山西省轻工厅领导，改名称为“山西省公私合营太谷广誉远制药厂”。由公方代表石成富担当首任厂长，负责全面工作，１９５５年９月，委派申美清担任首任支部书记，正式成立了中共广誉远党支部。

　　1956年，创建于清同治五年（公元１８６６年）的“广源兴”和创建于公元１６２６年的“延龄堂”并于广誉远制药厂。至此，经历了４００余年风风雨雨的广誉远完成了创建、发展、分裂、兴衰、新生、合营等漫长的生命历程，昂首阔步走向新的征途。